1938年5月19日夜成都凤凰山机场，深夜十一点，机场跑道两侧的引导灯在黑暗中勾勒出两条朦胧的光带。两架美制马丁B-10轰炸机的发动机发出低沉轰鸣，机械师正进行最后的检查。
徐焕生站在1403号机舱旁，最后一遍核对清单：“传单六万份，分装在二十个麻袋里。导航设备、无线电、燃油……”这位二十八岁的空军第八大队中尉队长，面容在昏暗灯光下显得异常坚毅。
副驾驶佟彦波递过来一杯热茶：“队长，气象台确认，东海气流相对稳定。但我们的航程……”
“我知道，”徐焕生接过茶杯，温热透过搪瓷杯传到掌心，“单程超过一千公里，几乎到了马丁的极限。但必须飞。”
地勤兵跑来报告：“队长，校长侍从室急电！”
电文简短：“‘人道远征’，务求成功。校长。”
徐焕生将电文小心折好放进制服内袋。他想起了三天前在江城面见航空委员会钱大军主任时的情景。钱主任面色凝重：“焕生，这个任务九死一生。但我们必须让日本人知道——华夏空军能飞到他们头顶！”
“不是为了轰炸，”钱主任当时强调，“是为了宣告。我们要让全世界看到，华夏在抵抗，华夏空军还在战斗！”
此刻，机械师老陈最后检查完发动机，走过来拍了拍机身：“队长，这老伙计我调理了三天三夜，油路、电路、气路都通了。但说实在的……太远了。”
徐焕生看了看表——二十三点四十五分。他转身对八名机组成员说：“弟兄们，此行不投炸弹，只投纸片。但我们要飞到日本，在他们的城市上空，撒下六万张传单。让日本人看看，华夏空军能飞到他们本土！有没有问题？”
“没有！”八人齐声回答，声音在夜风中显得单薄却坚定。
零点整，两架轰炸机滑入跑道。发动机咆哮声骤然增大，飞机开始加速。跑道灯在机翼下连成光带，越来越快，终于，机头抬起，两架马丁式冲入黑暗的夜空。
5月20日凌晨，日本长崎上空，凌晨二时五十分，徐焕生透过舷窗看到了海岸线。下方是漆黑一片的九州岛。
“队长，确认位置，长崎湾。”领航员苏光华低声报告。他的手在微微颤抖——不是害怕，而是极度紧张下的生理反应。
佟彦波压低声音：“下面有灯光……城市还没完全灯火管制。”
徐焕生深吸一口气：“降低高度到三千五百米，准备投撒。”
飞机开始下降。机舱内，投弹手打开了弹舱——里面没有炸弹，只有捆扎整齐的麻袋。传单上印着中日双语文字：
告日本国民书
诸君邻邦之民，非我仇敌。侵华战争乃日本军阀之罪恶，非日本人民之愿。望诸君觉醒，反对战争，勿为军阀牺牲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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