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江书记！”他开口，声音低沉，带着刻意的沙哑，饱满得像饱含血丝的喉咙里压出来的絮语，“我失职啊！”
“千不该万不该，是我这个县长，在安保这一块儿，”他微微摇头，痛心疾首状，“抓得少，落得不实！太疏忽！”
“竟然、竟然让您……出了这么大的事！”
每个字都像是从喉管里费力地抠出来，又放在舌面上反复掂量过——要有足够的重量以显示沉痛与自责，又不能真的重到压垮自己；要显得发自肺腑足够诚恳，又必须巧妙地不把那块最烫手的山芋真正揽进自己怀里。
这是一种在权势的钢丝上长期行走所淬炼出的、近乎本能的官场语言。
他站在病床前，双手垂在身侧，姿态恭谨，却又不卑不亢——这是一种在官场上打磨了二十年的老练，知道什么时候该低头，什么时候该挺直腰杆。
江昭宁靠坐在病床上，淡蓝色的薄被拉到腰间。
他穿着医院的条纹病号服，领口处露出一截同样苍白的脖颈。
左手手背上，一块方方正正的白色医用胶布覆盖着昨晚输液后留下的针眼，像一枚小小的、沉默的勋章。
他的脸色的确不好，失血后的虚弱让那层苍白几乎透明。
但那双眼睛却异常清亮，像两泓深不见底的寒潭，表面平静无波，底下却蕴藏着难以测度的力量。
他静静地看着眼前这两位不速之客，目光平静地扫过刘世廷那张精心雕琢过的沉痛面具。
又掠过李国栋那因极度恐慌而微微扭曲的脸，仿佛在欣赏一出早已熟稔剧情、只待落幕的旧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