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就永远是个意外。”
周正堂没再说话。他重新戴上口罩，拿起器械，声音恢复了平时那种公事公办的调子：
“愣着干什么，继续。头部还没开呢。”
但是温则鸣看见，老头执刀之前，对着解剖台上的人，几不可察地点了一下头。
像是道歉，也像是别的什么。
温则鸣也在心里默立了三秒。
这是他上辈子养成的习惯。
尸体不会说谎。但它需要有人替它开口。
解剖一直做到傍晚。头部检验的结果跟预判对上了：后脑创口对应的颅骨没有骨折，颅内没有对冲伤——一个成年人站立位摔倒磕在硬物上，很难摔出这么”干净”的脑子。
伤是真的。但不致命，更不是活着的时候磕的。
收台的时候，周正堂让温则鸣缝合。年轻人拿针的手法他在旁边看着，一针一针，又密又匀，缝完还拿湿纱布把周围擦干净了。
“手上功夫谁教的？”老头一边脱手套一边问。
“自己练的。”
“拿什么练？”
“猪皮。”温则鸣说，“菜市场买的。练完红烧。”
周正堂：“……”
老头憋了半天，憋出一句：“倒是不浪费。”
当天傍晚，专案组成立。
会议室里烟雾缭绕，郑海峰把卷宗往桌上一拍：“案子性质变了，扼死伪装意外，这是有预谋的。人际关系摸排，重点两个方向，仇杀，情杀。死者一个家庭主妇，社会关系简单——”
“郑队。”底下有个老刑警举手，“丈夫呢？”
会议室里静了静。
这话谁都想到了，但谁都不太愿意先说。因为王维成有个大麻烦——
不在场证明。
案发当晚，晚上六点半到十点，王维成在公司加班对账，财务室走廊监控拍得清清楚楚，同事作证，十点零七分打卡下班，十点四十到家，发现妻子倒在浴室，打的120。
而根据最初的病历和尸温推算，张兰的死亡时间，在晚上七点到九点之间。
人死的时候，他在二十公里外的公司，摄像头底下。
“会不会是雇凶？”有个年轻刑警提出来。
“雇凶得给钱吧。”旁边的老刑警敲敲桌子，“他要有闲钱雇人，图什么？再说，雇来的人掐死人还知道摆个滑倒的姿势、算好后脑的着力点？这手法透着一股子熟——熟人，熟环境，不慌。”
“入室呢？”
“门锁完好，屋里无翻动，死者当天下午还在阳台收衣服。”负责现场的答，“生人进不来。进来了，她也不可能背对着人待在浴室。”
一圈排下来，箭头又全指回那个有着完美不在场证明的男人身上。
会议室里，烟灰缸都满了。
“监控我调了三遍。”负责排查的刑警说，“六点半进财务室，中间出来上过两次厕所，一次八分钟，一次五分钟，别的时间人没离开过。”
郑海峰烦躁地弹了弹烟灰，目光越过一屋子人，落到最后排的温则鸣身上。
按理说案子移交刑侦，技术室的活儿告一段落了。是周正堂发了话，让温则鸣列席，“人是他捞回来的，让他听听”。
“新来的。”郑海峰说，“你把人从火化炉前面抢回来的，你说说，现在怎么办？”
一屋子刑警齐刷刷回头。
温则鸣合上手里的笔记本。
“我想再去一趟现场。”他说，“死者家的浴室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