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实纵观整个北宋历史，赵佶就位初期的时候条件最好。
自仁宗以仁治国安民，到神宗变法以求富国强军，前面一代代赵家天子，大体都是肯干正事的。
大宋地处四战之地，历来拓土艰难，多数时候守御尚能支撑，民间资本、手工业、海外贸易更是高度繁荣。
可偏偏上来一个赵佶，才学在书画，志向不在守土御敌。
百年积攒的结构性弊病，全部在他执政之时集中爆发，酿成了震古骇今的靖康之耻，帝王尚且受此奇辱，底层百姓的苦难就更不必说了。
说这些的原因就是提一嘴宋神宗的元丰改制，他启用王安石变法的阻力实际上都没有改革官制的阻力大。
任何一个封建王朝吏制改革除了在开国的时候好推进，一旦立国百年在动吏制那基本上都是千难万险。
这种历史教训就太多了，一只手都数不过来，你比如王莽的官制大改革，张居正的考成法等等。
而元丰改制，正是神宗主导，重整晚唐以来混乱的三省、使职交错的旧官体系，厘清寄禄官、差遣之别。
反正最后改的改的也不是很对劲。
改制之后，开府仪同三司就成为寄禄官里最高一阶，只代表品级、待遇，原本 “开府治事” 的实权被削去。
故而咱们的成国公高太尉，纵然带有开府仪同三司的头衔，也没有朝廷认定的幕府编制。
但他另领陕西五路宣抚使这一重实职，凭帅臣差遣，又可以依法奏辟书写机宜、干办、参议这类幕府幕僚。
这般交错纠缠，哪里是一句 “一套人马两块牌子” 能说得清的。
高俅可以自己物色、挑选人选，但是不能直接私自任命、发官身；程序是自择，奏辟，最后朝廷核准盖章。
但是经常上班的小伙伴肯定知道，一般情况下虽然说是一把手掌握人事，财政，
但是具体项目中，总经理或者说分管领导要用人只要是推荐，基本在流程上是会卡你的。
西夏这个项目总负责人就是高俅，他想用人，那赵佶自然是一路绿灯的。
自高俅收复灵州，晋封成国公、加开府仪同三司，他的名号早已传遍大宋四海。
先是 “躬行先生” 的清誉流传士林，一曲《破阵子》，壮语之中藏着老兵迟暮之慨，为边将抒怀；
再加一层苏轼亲传弟子的背书，又有底定青唐、拔取灵州的赫赫军功，更兼官家赵佶屡次在殿廷、内廷称道宣扬。
这般叠加起来，他在文人士大夫群体里的声望，连高俅自己事前都未曾料到。
位高名重之下，待他传下榜文，征辟机宜文字、干办官、参议幕僚，四方怀才的士人络绎奔赴灵州军帐，争相投书求用。
帐外投简的，有落魄举子，有闲居府吏，也有不愿在汴京朝堂周旋、想要借着边功出世的读书人。
人人都晓得，入了高公幕府，便是一条捷径。
高俅幕府广开奏辟，四方才士接踵来投，李纲、许贯忠、闻焕章三人，便是此间脱颖而出的佼佼者。
先说李纲。
其父李夔，早年曾在鄜延路经略司勾当公事，亲历西夏边战，熟知西北山川攻守，如今官拜礼部郎中，身在汴京。
一封荐书由京师辗转递至灵州高俅案前。
高俅心里清楚这李纲是何等人物：日后独守东京，力挽危局，宋高宗即位，直接拜为宰相，纵然居相位仅有七十余日，已是天下闻名的社稷重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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